f 这也是激励被告人认罪认罚的需要。
尤其是在医疗服务中，患者知情同意克减的人格权严格来说是身体权，亦即授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提供侵入性诊疗行为，而其健康权并未因此减损，相反，在正常情形下，其健康权反而是受益的。宪法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体现在基本权利复合性的提出。
有学者则分析指出：将基本权利划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缺陷，任何基本权利都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属性，都是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统一，都具有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应当对现有营利性民营医院加强规制，保障民营医院的公益性，探索营利性民营医院的运营与医疗服务分离运行机制，推动实现民营医院运营中的逐利机制与民营医院医疗服务体系相分离，并将其逐步转为非营利性医院。在艾滋病、SARS这样的传染病发生时，公民不具备防御的认知能力，也不具备选择能力。也正是由于这种任性，才导致了过度医疗等诸多问题。尽管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是健康(卫生)法律体系则是最近几年来才开始系统构造，医疗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更是尚付阙如。
现代公法、私法的目的可以说都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意志，健康权规范模式构建也应当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目前的财政支付能力还不能全部包揽全体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第二，协调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和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关系。
在处理改革与宪法关系时，应当淡化确认改革成果的宪法属性，强化规范改革进程的宪法功能，真正将改革全过程纳入到宪法的框架之中，树立宪法的权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调整，国家治理模式开始转向法治轨道。第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落实宪法权威。宪法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理念，体现了社会各界的最大共识，代表着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赢得了共同体的信赖，能够为改革提供最基本的法治框架。
八二宪法起草者根本无法预知这种改革进程，更不要说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进行的广泛且深刻的变革。直到1992年秋，才完全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任何国家机关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都不得背离国家目标，另寻其他追求。在联合决议时，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从改革的需要论证改革的必要性，由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从宪法层面论证改革的正当性，确保改革的正确的方向，守护改革底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解放，为八二宪法的制定奠定了政治基础。我国初期阶段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探索和寻找出路。
这时，整个法制建设面临的问题是 法律要为改革服务、对于不改就会妨碍改革的，应当改。改革强调变动和创新，旨在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宪法因其最高性和权威性，追求在时间之流中保持稳定。政治现实又试图逃逸规范。未来可以考虑由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和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联合作出重大改革的决定。
法律不再是维持秩序的权宜之计，而逐渐成为公共生活中共同的行为规范。八二宪法被誉为是一部好宪法，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确认并规定了一些既反映时代要求和社会变迁，又行之久远、历久弥新的重要观念和原则。
这种关于国家性质的描述一方面把国家改革限定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之内，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将面临合宪性质疑。宪法修改标志着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在宪法层面得以正式确立，也意味着此项改革进入法治化轨道。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时代产生的宪法注定要面向风起云涌的改革实践，又因为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常在性，宪法必然要随改革的推进而变化。宪法的宗旨是规范政治现实，但总会落后于现实的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作出改革决定，再由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作法治保障的工作方式，未能充分发挥法治为改革保驾护航的作用。譬如，当改革开放写入宪法，坚持改革开放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和宪法的明确要求。改革就是要致力于国家任务的实现，共同达成执政者在宪法中所表明的目标追求。
回顾我国40多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改革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的改革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与宪法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面向。第一，通过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改革全过程纳入法治的轨道。
前期改革累积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交错影响着国家的治理转型。改革与否不再随个别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变化，而是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第二，八二宪法的变迁以确认改革成果为主线，把经实践证明为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改革成果通过宪法修改纳入宪法文本，既为改革的正当性正名，亦为进一步推广和坚持改革夯实基础，并由此奠定了改革宪法的属性。这种事实与规范的调和左右了中国宪法的变迁，成为中国宪法学理论发展的源动力。
如何在历史三峡激荡的岁月调和改革与宪法的关系，不断激发着中国政治家和学者的智慧，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动力源泉。从宪法发展来看，现行八二宪法经过五次修改，体现了新时代的宪制安排，在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人权保障、国家制度等方面都更趋成熟和稳定，既确立了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和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又为未来改革发展提供了比较大的制度空间。（二）以宪法规范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是对依法治国的更高要求，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全面法治化，不留任何死角和例外。这对未来改革的有序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限定在宪制框架内的改革能够从制度上实现风险管控，减少改革的不可预期性。五四宪法在序言开篇交代了其制定前提，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当1982年召开党的十二大时，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这不仅宣示了八二宪法的正当性，也为八二宪法面向改革时设定了一种内在的制约性力量，用官方的话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与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要求每次重大决策的转变都必须建立在与传统价值的对话和博弈之上，至少是必须用一种特殊的修辞方法在变革与传统之间达到某种协调。
从事实上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构成了我国40多年来的根本法，而宪法文本又是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记录簿。学术界为阐释改革与宪法的这种冲突，曾做过不同的努力，从不同侧面解释改革中的宪法现象，处理改革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渐次形成无形修改、良性违宪、不成文宪法和政治宪法学等理论学说，达成这是一部改革宪法的学术主张。
改革意味着破和变，宪法意味着立和定。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所产生的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之间的张力愈加突出。二者存在紧张关系，但在一定时期内又需要并肩同行，互相支撑。重要的是，宪法是现实的独立个体结成政治共同体开展公共生活的根本合约，现代国家治理只有施行宪法之治才能确保多元主体共生共治，国家才会获得公民的广泛认同和坚定支持。
举国上下受到改革精神的感召，敢于试验，不断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丰富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更深理解。设立宪法日、实行宪法宣誓、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等一系列树立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的举措均是把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
因此，宪法就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用修改的方式确认改革，回应改革，而是要引领改革，规范改革。经过前40年的改革积累，今天的中国已经从最初的追仿型改革进入了超越型改革。
六、结 语 我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有力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即将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逐步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轨道。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矛盾和冲突剧增，应当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三十多年前。
